何人向中央報告中國“落後20年”促成對外開放
2017/06/17 10:06 | 來源 / 人民網

  核心提示:回國後,谷牧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報告提出了一個當時被稱為“石破天驚”的結論:“我們現在達到的經濟技術水準,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差距還很大,大體上落後二十年,從按人口平均的生產水準講,差距就更大。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後狀況。”

 

  谷牧 資料圖

  谷牧:開放前夕率團赴歐“偵察”

  採訪時間:2010年7月14日

  對話人物:

  劉念遠(谷牧長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某部退休少將)

  劉會遠(谷牧次子,深圳大學退休教師、區域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去年11月,96歲的國務院前副總理谷牧在北京平靜離去,留下了特區拓荒一代的光榮與夢想。

  2004年小平百年紀念之際,南方日報記者曾赴京採訪穀牧,感受改革者風采。去年老人辭世,本報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懷念。今年特區30周年,我們又專程來到北京西單附近一座安靜的四合院,走進老人晚年會客的書房。

  谷牧長子劉念遠將軍指著書房說,這裡原來是傅作義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重修過,父親晚年一直住在這裡。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記憶是震不壞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經濟特區在中國正式誕生。《紐約時報》驚歎:“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標正轟然鳴響。”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種關於特區開創的浪漫主義敘事,無疑省略了其中的躑躅與艱辛。30年後的今天,重溫“殺出一條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許更能體味特區對於中國的特殊意義。

  “中國開放的操盤者”、“改革開放的開拓者”、“經濟特區CEO”,這是國內外媒體給予穀牧的高度評價。他既是毛澤東時代的副總理,也是鄧小平時代的副總理,鄧小平說他是“明白人”,葉劍英說他是“改革開放的偵察兵”。

  就是這樣一位深諳儒學、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受中央委託帶領特區殺出了一條經濟對外開放的血路。對於特區來說,他既是中央的決策者,也是一線的指揮員。

  為了來自南方的懷念,劉念遠特意召集了一個小型的“家庭會議”:他與參與《穀牧回憶錄》統稿的二弟劉會遠,以及谷牧晚年秘書張守德,與我們一起追緬老人留下的“特區記憶”,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新中國首次派團訪歐元首爭邀“談經濟”

  1978年,百廢待興的中國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大門。

  5月,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團,去西歐五國考察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

  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一個多月馬不停蹄的考察,穀牧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有了實感:“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感。”

  正是這支“偵察兵”,為開放前夜的中國帶來了寶貴的“情報”與決心。

  南方日報:說起特區的草創,可以追溯到穀老的西歐考察之旅,“開眼看世界”拉開開放序幕。

  劉念遠:1976年“四人幫”被擒,父親高興地喝了將近一瓶的茅臺。他一方面感到“慶父已除,國家將興”,另一方面又感到經歷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千瘡百孔,重整河山,任務艱巨。

  1978年,父親帶隊考察西歐五國。成員中有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等六位部長或副部長級幹部。臨行前,鄧小平同志專門在北京飯店聽取彙報,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什麼都看,他們成功的要看,他們失敗的也看,看現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文見諸報端。第二天,父親率領的西歐考察隊抵達法國。

  南方日報:據說他們此行,接待規格出乎意料地高?

  劉念遠:父親本來以為,按照國際交往對等原則,會談物件可能是副總理一級的人物。可是所到國家,同他會談的都是總統或總理級的人物。法國總統德斯坦、聯邦德國總統謝爾、瑞士聯邦主席裡恰德,比利時國王、丹麥女王都見了。

  在聯邦德國訪問巴伐利亞州時,州長卡裡在宴會上說,聽說你們資金困難,我們願意提供支持,50億美元怎麼樣,用不著談判,現在握握手就算定了!從丹麥去聯邦德國,代首相在機場送行時說,你要到大國訪問了,希望不要忘記我們小國。

  父親說,這些國家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產品要找銷路,都很想同我們拉關係,做生意。只要我們做好工作,許多事可以辦。

  坦認“落後二十年”老帥震動支持改革

  回國後,穀牧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

  報告提出了一個當時被稱為“石破天驚”的結論:“我們現在達到的經濟技術水準,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差距還很大,大體上落後二十年,從按人口平均的生產水準講,差距就更大。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後狀況。”

  考察和討論的成果,最終促成了中央推行對外開放的決心。當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決策。

  南方日報:谷老當年的報告很大膽。

  劉念遠:他在報告中直言:“我們的上層建築,很不適應發展對外貿易的要求。我們一個省市,比歐洲一些國家還大,可是省市管理經濟的許可權卻很小,很少主動性,省市在計畫財政物資的管理上並沒有真正成為一級,許多事情都得跑北京來解決。而且,往往一個問題,跑幾個部門,等幾個月,還沒有結果。”他建議要給有條件的地方“放權”“搞活”,這其實就與經濟特區的早期設想不謀而合。

  1978年6月下旬,黨中央、國務院的許多領導同志聽了他的詳細彙報。這個會開得時間很長,從下午3時30分一直開到晚上11點。

  葉帥從戰略上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聶帥態度堅決地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穀牧這次調查比較全面,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議論了!

  南方日報:老帥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啊。

  劉念遠:我講一個故事。會後不久,聶榮臻元帥還覺得不過癮,讓父親到家中詳細介紹出訪西歐的情況。

  一進門,父親剛想從公事包裡拿出考察報告,聶帥就擺手說:“不用拿了!穀牧,你這個報告寫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顏色的鋼筆、鉛筆,做了好多記號、眉批。真想到當年留學和工作過的國家走一走,看看他們戰後是怎麼發展的,可是我80多歲了,走不動了。現在借你的眼睛,逐個給我介紹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變化。”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晚上9點,聶帥還留父親在家吃晚飯,言猶未盡。

  父親後來在回憶錄中動情地寫道:聽著葉帥、聶帥、先念等同志發言,我眼前又浮現出1967年所謂“二月逆流”時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四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艱苦抗爭、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編者注:當年谷牧和餘秋裡被誣陷為“二月逆流的小夥計”受到批鬥)。事隔11年多,我們終於可以擺脫極左思想的束縛,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這關鍵的時刻,又正是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輩給了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