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最後的27個月:離職後仍帶病到各地走訪
2017/09/06 11:09 | 來源 / 中新網

  核心提示:耀邦同志雖然離職賦閑在家,病魔也不斷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療,然而他一直心系黨和國家的大事,和億萬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難以平靜……胡耀邦辭職後,戴著病號帽子,度過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時刻想著黨和國家的大事,想著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從305醫院出來,向中央寫了一封信,要求離京作點調查研究……

 

  胡耀邦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新網,作者:張黎群,原題:耀邦最後的二十七個月

  胡耀邦同志1930年15歲時即投身革命,當了小紅軍。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鈞重擔。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於4月15日溘然長逝。

  當了半個多世紀的人民公僕,最後以身殉職。自1987年初辭職從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家,到他告別人世,共計27個月。

  1987年初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長街他家看望。一進門,他就熱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氣色不太好,顯得有些憔悴,憂鬱的心情也難以掩飾;但是他仍然沉著鎮定,兩眼炯炯有神。坐下後相互道問了近況,我想竭力回避他辭職的事,可是他卻主動談開了:“生活會上,不少同志對我有很多批評幫助,當時我也來不及細細體會和思考。

  搬回家後,我把這些年搞的檔、各種場合的講話稿找了出來,正在逐篇地細看,檢查檢查有什麼問題沒有。”我說:“這些年的功過是非是明擺著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說:“還是讓實踐來檢驗吧,讓歷史來檢驗吧,不能憑自己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經專心致志地用三個月的時間重新檢查和回顧了自己這些年的工作,他的結論是:“無愧於党和人民的信任與重托。”他談鋒頗健,出語幽默,富於智慧。談著談著,我吟了陸遊詩中的兩句:“人生失意須為樂,甲第朱門祗自困。”他苦澀地笑了,邊笑邊說:“‘須為樂’,不‘自困’,我都做到了。這叫‘革命人生須為樂’”。

  他對我說,離職後的日子,過得是有意義的,精神生活也充實。

  他將作息時間安排得很有規律:每天早上7點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時,晚上10點半睡覺。每天還堅持走一萬步路,每餐飯後沿著走廊走幾圈,上下午還都要在戶外走一走。他走路時挺胸直腰,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堅持學習,看文件。有時練書法,寫詩填詞;有時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詩歌、小說等文學名著。他學習時不許人干擾,一直潛心研究馬恩著作,光是讀書筆記就寫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書就是會客,偶爾也打打橋牌,這也是活動腦筋的一著。

  耀邦同志素來愛好詩詞。現在賦閑在家,他有機會來吟誦唐詩宋詞,並且把練字與讀詩詞結合起來,抄寫了很多首。他尤愛杜甫的詩和辛棄疾的詞,讚揚杜詩充滿憂國憂民的情懷。吟誦之餘,他也情不自禁地寫詩填詞。

  我讀過耀邦同志寫的三首詩,創作於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擔8個月之後寫的。詩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濃妝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聲響,料是孤鴻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風雲叱吒多女英。

  死神面前猶奮筆,君是巾幗罕見人。

  (三)

  滄桑變化尋常事,人間悲歡最牽情。

  誰能偷得蟠桃果,憐取卿卿錦繡文。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書贈文懷沙教授的一首古風:騷作開新面,久仰先生名。去歲饋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雲。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閉戶驚葉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豔陽春。豔陽之下種桃李,桃李芬芳春複春。哲人暢曉滄桑變,一番變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萬,春蕾一綻更精神。文懷沙教授在1987年耀邦同志辭去總書記後,從陸游集中採擷五言兩句,寫成對聯一副以贈耀邦。聯曰:“民望藏饑渴,公行胡滯留。”

  文教授讀了耀邦同志的詩說:“耀邦同志在這首詩中所展現的是苦苦追求、堅定信念、偉大預見以及寄希望于中國青年的樂觀主義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謂騷作的傳統,實為一條貫穿至今的民本主義的線。耀邦同志所苦尋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設四化中這種與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耀邦同志9月中旬離煙臺,回來途中經濟南,很想與中央蘇區的老戰友譚啟龍同志一聚,不料譚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悵然若失,提筆命詩一首:

  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

  蒙冤AB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倖存。

  牛棚寒暑相憶苦,開拓歲月倍感親。

  遙祝康復更添壽,壽到雛聲勝老聲。

  當年蘇區肅反擴大化,懷疑胡耀邦和譚啟龍這些十七八歲的小紅軍都是AB團分子,險遭厄運。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戰友重新舒懷的,但是命運竟然讓他們失之交臂,從此再也未能晤見。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備的好領導,大家信任、尊敬、熱愛他。雖然他不當權了,可是他的門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節剛過,邢方群同志手提一隻扒雞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會見情景:“耀邦同志問我近兩年來的生活情況。他說:近來物價上漲了,你的生活水準下降了吧?我說:夠得上小康水準,比我困難的人還多著哩!……我隨後問他1987年初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的情況。他深情地說:他本來決心從此解甲歸田,作一個普通黨員,一個平民百姓,不想擔任任何職務,但是,中央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對他說:無論如何要參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體工作。耀邦同志著重對我講,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擱在一邊了,他的態度是兩句話,十二個字,即‘服從黨的決定,維護黨的團結’。我隨後向他講了我接觸到的一些高中級幹部對他的思念,對他的稱讚,說著說著,我掉下眼淚。我趕緊擦乾了淚痕,把來時全家決定送的扒雞拿出,對耀邦同志說:‘這是我們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對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說:‘那我拿什麼送給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幾個蜜柑帶回家吧!’我說我們家裡的人,一定會珍惜這幾個蜜柑。”

  1981年4月他因為頸椎病十分嚴重,中央決定他休息一個月,結果他還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浙江、山東進行調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離開中南海辦公室之時,“公行胡滯留”之際,已是積勞成疾多病纏身了。但當邢方群問他健康如何時,他還漫不經心地說:”還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個多小時,鍛煉身體……”實際是,他體力下降了。一次我帶一方李白紀念館製作的“學士硯”相贈,他喜形於色,雙手接過,卻呈現不勝負荷狀。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醫院治療了很長一段時間。

  胡耀邦辭職後,戴著病號帽子,度過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時刻想著黨和國家的大事,想著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從305醫院出來,向中央寫了一封信,要求離京作點調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辦公廳派出四名幹部同行。

  1988年5月,耀邦同志來到河北省易縣,他用三個上午的時間聽縣委書記和縣長關於易縣基本情況和資源優勢、經濟建設和改革、重點工程建設和扶貧等情況的詳細介紹。耀邦同志邊聽、邊問、邊記,十分細緻認真。

  緊接著,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時間走訪了八個地方:紫荊關古長城,紫荊關三級電站,安格莊水庫,西陵區馬蘭台村,龍泉莊村,太平峪村,後部林場,易縣圖書館。每到一處,他都向有關同志殷殷垂詢,瞭解各方面情況,專心聽,開口講,針對彙報中的疑難問題,發表意見。當紫荊關鄉長葉中魁賢談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養羊,近兩年開始解決林羊矛盾,羊只有所發展時,耀邦當即明確指出:“千萬不能養林輕羊、保林宰羊。”他緊接著說:“前些年出現造林宰羊的問題,責任不在鄉,也不在區、縣。”他繼而諄諄開導說:“現在羊的價值很高,我穿的這件毛衣,毛線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確處理林牧矛盾,想辦法在山上多種一些草、灌木等適合羊吃的東西,解決羊的溫飽問題。如果每年綠化有所發展,羊只再增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還過問了高易鐵路能否與淶源鐵路接上軌的問題。他站在十八盤公路旁眺望紫荊電站,提出把小水電站建設好的要求;最後,他還到蘇格莊水庫作了一番視察。

  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區馬蘭台村的村北山頂上,考察了這個村的造林綠化情況,並向村幹部詢問了群眾生產、生活情況和當前群眾有哪些意見。村支書崔永泉如實講了群眾對農用生產資料和水電費漲價、化肥柴油等供不應求的意見較大。耀邦同志說:“你說的不錯,講的是實話。你要帶領群眾努力發展生產,使財源像你的名字一樣長流不斷。”

  耀邦同志來到後部林場觀看了他前幾年親自採集來贈給易縣的白皮松樹籽的育苗情況,林業局長靳洪年彙報了育苗過程和準備移栽到狼牙山、荊軻山和西陵等幾個旅遊地區的打算,耀邦聽了很高興。隨後,耀邦來到縣圖書館。他與館長王家燕談話時說:“我們民族科學文化水準不高,辦好文化事業很重要,群眾閱覽圖書可以象徵性地收點費,這樣讀者看書就認真了。也可以讓讀者為圖書館搞義務活動,服務是相互的嘛。”

  在易縣九天,耀邦同志一貫從實際出發、一切為群眾利益著想的老作風,給幹部和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從易縣到涿州,下榻於東方賓館302室,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內吃飯,不到你們餐廳去,不用那麼多人陪著。我愛吃白薯、麵條,千萬不要給我做什麼好吃的。”

  有個電工到302室去換保險絲,耀邦對他說:“給你添了不少麻煩。”還遞給電工一支煙,準備再給他點打火機,電工一邊道謝,一邊忙著退出。電工碰上服務員就說:“這個老頭真是一個好樣的共產黨員,盡說家常話。”

  耀邦同志此次來到涿州是有淵原的,早在80年代初,河北省有些領導人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農村政策貫徹得不起勁,上面怎麼也推不動。思想僵化是攔路虎,有些人誤認為新華社“動態清樣”和“內參”不斷反映的安徽、四川實行聯產計酬責任制的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復辟了。胡耀邦於1984年召集22個縣的縣委書記到中南海彙報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兩件事令他大為興奮:一是,大名縣農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顯著改善;二是,涿州市鄉鎮企業東方實業公司搞股份制,織出的地毯遠銷國外。他這次來涿州,就是想實地看一看東方實業公司的發展情況。

  東方實業公司總經理霍宗義,而今已是一位事業有成的人物了,但他也是千萬個起於隴畝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講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創業的經過:他1953年入黨後到鄉政府工作,1957年任鄉團委書記,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業辦公室副主任。後來借了6000元辦起一個社辦企業——磚瓦廠,他擔任廠長,逐步擴大,慢慢發展。1980年轉為地毯廠。而後,企業紅火起來了,四面開花,包括四川、雲南在內,全國有20個加工廠,織毯工人5萬名,涿州市現有53萬人,近幾年富起來了,在地毯廠基礎上組建的東方實業公司已發展到有下屬單位62個,包括設立在外國的,還有幾個基地。

  耀邦同志聽了這個彙報,高興極了,他親眼看到了張鎮企業如此繁榮昌盛,表明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成效不小。接著他在霍宗義的陪同下,參觀了東方實業公司幾個基地。路上碰見淶源縣委書記馬權,耀邦同志對馬權說:“你什麼時候把你們那裡工作搞好,使淶源縣人民生活富裕起來,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保護過我們。還不斷地問:“淶源縣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還窮?”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義陪同下,耀邦同志參觀了包子鋪村。他先看了小學校,再到村圖書館看了介紹這個村子發展情況的圖表,然後到幼稚園,看見孩子們正在唱歌、跳舞。訪問的頭一家農戶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發上詢問崔桂芝:有幾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現在生活怎樣?崔桂芝一一回答說,這幾年生活好多了,置辦了彩電、冰箱、沙發,她還請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織毯。耀邦摸摸正在織著的地毯問崔桂芝:“這村裡還有比你家更好的嗎?”答:“有”。耀邦再問:“有不富裕的嗎?”答:“有十多戶,不會過日子。”大家笑了。

  接著訪問了郭玉芳家,這家比崔桂芝家還豪華。耀邦說:“看來那一戶沒說假話。”耀邦問郭玉芳:“你們怎麼安排生活?”答:“農閒織毯,搞副業;農忙就種田。”耀邦說:“好”!耀邦問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錢。答:“一萬元左右,”耀邦笑著說:“農民怕露富,不止一萬元吧?比我強嘛。”

  霍宗義要求耀邦同志寫幾字給他留作紀念。耀邦同志寫了“強國富民”四個字。

  5月24日早晨,耀邦一行離開涿州,人們自動來送他。

  11月20日,胡耀邦到達長沙後的第十天黃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處外面,黛綠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漸漸地消融在一片蒼茫的暮色之中。身著鐵灰色中山裝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臉龐瘦削,但兩眼炯炯有神。服務員送來一碗麵條,他看了看,露出滿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裡夾麵條,不時用小勺加點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邊的警衛參謀齊東然漾起愜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為什麼今天要提出吃麵條?幾天之後,齊參謀才向接待員透露秘密,原來那天是耀邦同志73歲生日。一個為億萬人富裕、幸福奮鬥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後一個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產黨人潔來還潔去的生動寫照啊。是啊,清正廉潔,艱苦樸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一家不搞特殊化,幾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規規矩矩,自食其力。他親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務農。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當晚他就委託秘書電告家鄉的黨政領導,不能敲鑼打鼓搞慶祝活動,不准哥哥外出作報告。1982年十二大,他當選為總書記後,又定了一條規矩,不准親友上京找他辦事,不准親友打他的招牌去辦事。當時地方領導出於關心,給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資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後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瀏陽的親屬沒有一個人轉為城市戶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農民。1988年11月25日,省委接待處一輛旅行車上下來一個鬢髮斑白、皮膚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漢,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細絨毛幾乎磨光,沾滿黃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個子高,年長三歲。胡耀福手提一個已被泥水染黃了的尿素袋,走進五號樓。袋子裡裝滿了弟弟喜歡吃的紅皮南瓜和曬乾的茄子皮、苦瓜條、刀豆片。耀邦71歲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沒有來。因為耀邦同志怕來的人多了給接待部門的同志添麻煩。

  這次來湘,耀邦同志照樣深切關心當地的情況。他不時向省負責人發問:“明年的日子怎麼樣?下面的情緒、精神面貌怎麼樣?”說起不久前去的張家界,他動情地說:“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現在還很貧困,一些群眾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我們有愧於他們啊!”

  耀邦同志還對人講了他到岳陽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對外地來旅遊的夫婦遇到了我,並提出了要與我單獨談幾句話。我讓他們當著大家的面講。女的說:‘我要向您提點意見,現在黨風很不好,還提不得意見,不知您瞭解不瞭解?我可是看見您才說這些話。我是黨員,我要退黨,共產黨腐敗了,黨沒希望了。’我想了想,嚴肅地說:退黨,黨章有規定,個人有自由,但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講完這件事,心情顯得格外沉重,他說:“這件事說明,我們黨的凝聚力也減弱了。但也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現在全黨都在抓,是能夠抓好的,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只要黨風好了,黨員心裡裝的都是群眾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盤,黨群、幹群關係就會好。”耀邦同志接著說:“端正黨風,關鍵是各級領導要帶頭,為政清廉,艱苦奮鬥,為黨員作表率。”

  耀邦同志雖然離職賦閑在家,病魔也不斷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療,然而他一直心系黨和國家的大事,和億萬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難以平靜。

  1989年3月26日,我聽說他已回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去看望他。他還是那麼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談天說地。他說:“我正在讀《周恩來傳》。總理講,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他舉起左手,伸開右掌,動情地說:“我們必須堅持對青年採取正確的態度。青少年處於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是在動態中成長,血氣方剛,天性好動。”說著說著,他舉起兩個拳頭,模擬牛頭上長的兩隻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兒童一出生就擺出一副戰鬥架勢,勇敢向前!老頭子麼,雙手一攤,腿一伸,躺下了!”從他幽默的語言和靈活的動作中,我頓悟出他的那顆赤子之心,是何等地關懷青年、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啊!“兩億兩千萬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變得沉重起來,接過我的話頭:“小孩不讀書識字,棄學擺生意攤攤。”

  隨我去的秘書告訴我,他問一名13歲的孩子為什麼不讀書,這孩子回答得乾脆俐落;“俺幹這個買賣,比老師掙的錢多!”

  “不掙學問只掙錢,不愛識字喜鈔票。這個思想從哪裡來的?‘身教重於言教’———老師掙錢少,這豈不是由老師‘身教’來的?”我這是笑話一句。

  “學生厭學,非年輕人之過,責任在長輩啊!”就在那次後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興匆匆地離家去出席討論教育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但是他畢竟精疲力盡,鬱積於心頭的許多話不知從何說起,突然在會議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後即與世長辭。(作者:張黎群,《文匯讀書週報》)

      (責任編輯:許馨如)